李鵬同志逝世。他曾這樣記錄自己這一生

2019-07-24  來源:環球人物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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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鵬同志逝世。他曾這樣記錄自己這一生


黃瀅 肖瑩 和曼 許陳靜

據新華社消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沉痛宣告: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十三屆、十四屆、十五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原總理,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李鵬同志,因病醫治無效,于2019年7月22日23時11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2014年,由李鵬親自撰寫的自傳體書籍《李鵬回憶錄(1928—1983)》出版,全書48萬余字,不但詳細記述了李鵬在55年中的工作、學習經歷,還披露了大量家庭生活細節。

當年7月,《環球人物》在第256期做了關于李鵬的封面文章,以下為部分節選:


李鵬同志逝世。他曾這樣記錄自己這一生



父母都是富裕家庭走出的革命者

說起家人,對李鵬影響最大的,無疑是自己的父母。在他的記憶中,父母雖然出生于富裕家庭,但后來都成為堅定的革命者,父親甚至為革命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我的祖父叫李天祺,祖母叫何圣熙,我都沒有見過。我們家在當地是一戶比較富裕的家庭,我的祖父是做生意的。據說我的先輩是從湖北省麻城縣城移民過來的(指四川省宜賓慶符縣,今屬高縣)。

我的父親李碩勛出生于1903年2月23日。他在家中排行屬三,上面有大哥和二哥,大哥經商,二哥在當地教書,下面還有一個妹妹。

在宜賓、成都讀書期間,李碩勛參加學生運動,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從事革命活動。1922年底,因遭到軍閥通緝,他輾轉來到北京讀書,后進入上海大學學習。1925年,李碩勛在杭州結識了準備報考上海大學的趙世萱。1926年8月,二人結為終身伴侶。

李鵬同志逝世。他曾這樣記錄自己這一生

1926年8月,李鵬的父母李碩勛、趙君陶在上海結婚。

我母親于1903年1月17日出生在四川省酉陽縣龍潭鎮,她原名趙世萱,后改名為趙君陶。我的外祖父叫趙從善,外祖母叫陸碧蓮。外祖父精于管理,生意越做越大,賺了不少錢。他們膝下共有九個孩子,五男四女,我的母親排行第九。

1926年,李碩勛和妻子受中央派遣到武漢工作。1927年南昌起義后,他赴上海向黨中央請示工作,后被留在上海做黨的地下工作。也正是在這期間,他和趙君陶的長子李鵬出生了。

1928年10月20日,我出生在上海法租界明德里15號。在我出生的時候,我的父親正在浙江省從事黨的白區工作,未能陪伴在母親身邊照顧她。過了半年,到1929年3月,我父親才奉中央的調動,回到了上海。這時候我已經快半周歲了,父親見到一個活潑可愛的小男孩,心中十分高興。他就問母親:“給他取名字了嗎?”母親說:“還沒有呢,等你來取呢。”他好像胸有成竹,說:“他在我們李家屬于‘遠’字輩的,就叫李遠芃(音同鵬)吧。”我母親不假思索念出了白居易的一首詩《賀雨》,其中有兩句是“萬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我父親說:“‘芃’代表草木茂盛的意思,這說明我們家又多了一個革命的后代,我希望他能夠像茂盛的草木一樣,永遠扎根在中國人民的土地上。”

1929年春,李碩勛回到上海,參加了中共江蘇省委的領導工作,后被任命為紅七軍政委,接替原政委鄧小平。

就在他抵達香港準備轉往紅七軍時,突然接到中央電報。原來,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蔡和森不幸被捕,英勇犧牲。

在這種危急情況下,中央任命我父親為廣東省委軍委書記。軍委辦事機構那時設在香港九龍。不久,經過組織上的批準,我的母親帶著我一起來到了香港,見到了我的父親,一家人團聚了,十分高興。

短暫的團聚后,根據工作需要和省委的指示,父親只身一人赴海南島主持召開軍事會議。不幸的是,他一上岸就被國民黨密探逮捕了。究其原因有兩個:一是有叛徒出賣;還有一個原因,他是四川人,不懂當地方言,在海南又沒有任何關系掩護,很容易暴露。

我的父親被捕后,在獄中受盡敵人的嚴刑拷打。據后來一位被營救出獄的同志回憶,敵人對我父親進行了各種殘酷折磨,以至兩條腿都被打斷了。身份已經暴露,為了保護黨組織和同志們的安全,他始終咬緊牙關,只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沒有作出任何出賣黨、出賣同志的事情。

在獄中,李碩勛感到兇多吉少,寫下遺書,托獄中同情共產黨的人將信帶到香港。直到1931年9月他去世后,這封遺書才被輾轉交到趙君陶手中:

“陶:余在瓊已直認不諱,日內恐即將判決,余亦即將與你們長別。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為我過悲,惟望善育吾兒。你宜設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謀自立為要。死后尸總會收的,絕不許來,千囑萬囑。勛 九·十四”

當時,趙君陶已有4個多月的身孕,只能先帶著李遠芃回到上海。在上海,她生下一個女兒,取名李遠芹(后改名李瓊)。1932年秋,趙君陶帶著一對兒女從上海回到重慶,一度在宜賓老家短暫停留,后前往成都。

在成都,我們住在二舅家。二舅家位于西御西街113號。以后,這里成了四川地下黨川康特委的重要秘密活動點和聯絡點。

母親的自尊心很強,她對我二舅、二舅母講:我不能天天待在家里,也要出去找份工作,賺點錢,來供養兒女上學,補貼日常開銷。就這樣,我母親從1933年下半年開始,一直以教書為生。

我于1935年的秋季開始上小學。我的母校是四川省立實驗小學,其間也經歷了一些變動。

1939年,趙君陶被調到重慶從事保育院的工作。

當時在重慶成立了一個戰時兒童保育會,由宋美齡擔任會長,還有一些婦女界的名流擔任委員,鄧穎超就是其中之一。同時成立了若干個戰時保育院,我母親被鄧穎超推薦到戰時保育會直屬第三院當院長,直接受鄧穎超的領導。她在那里工作了6年零8個月,直到抗戰勝利,收留了800多個兒童和少年,把他們從死亡線上挽救過來,使他們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我母親還接受黨的任務,承擔了秘密工作,在保育三院發展了黨的組織,建立了黨的特別支部。

與母親分別后,李遠芃先是隨鄧穎超趕赴成都,后被送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創辦的育才學校學習。1940年秋開學不久,他接到通知:準備去延安。

1941年2月,一支百余人的隊伍幾經波折,終于抵達延安。途中,中共南方局青委書記蔣南翔幫李遠芃改名為李鵬。這個名字,他一直沿用至今。

離開延安后,李鵬曾進入張家口工業專門學校學習,1946年7月畢業后,他希望趕快到工作崗位上去鍛煉,并選擇了電業。1948年9月,李鵬赴蘇聯留學。他聽從任弼時“應該學習經濟管理和自然科學”的意見,選擇了莫斯科動力學院的水電專業繼續深造。

我到蘇聯后,聽說我母親已不再擔任東北保育委員會主任,她也不愿意在婦聯工作,而愿意從事她熱愛的教育事業。經蔡媽媽(即蔡暢,編者注)批準,她到哈爾濱第四中學擔任校長。

建國后,趙君陶繼續從事教育工作。在中南教育部工作時,她創辦了工農速成中學,后在天津創辦南開大學工農速成中學。到北京后又參加了北京化工學院的創辦工作,1985年冬在北京逝世。


李鵬同志逝世。他曾這樣記錄自己這一生

幾位長輩都是革命干將

除了父母,李鵬的其他幾位長輩也在中國革命歷史中留下過深刻印記。

我的二舅趙世玨,早年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后進入川軍劉文輝的部隊,是一位中級軍官。二舅夫婦膝下只有一個兒子,也就是我的表哥趙令瑗(后改名趙石英)。他抗戰時期在延安學習,解放戰爭時期在晉察冀地區工作,全國解放后到天津工作,以后調到北京,在國家科委工作,是個局級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沖擊,吃了很多苦頭。平反后,組織上安排他去組建專利局并擔任負責人,按副部級待遇。可以說,他是我國專利事業的開創者。

我的三舅趙世炯,信仰讀書救國,從北京的一所交通通信學校畢業后,進入郵政電信機構工作。他對我們全家,特別是我的五舅趙世炎、我的母親和我的三姨趙世蘭,尤為關照,在整個革命斗爭中也為他們提供了許多幫助和援助。解放后,鄧穎超專門給趙世炯寫了一封信,稱他為“三哥”,要他從杭州到北京郵電部工作。

我的五舅趙世炎,早在1920年就赴法國勤工儉學,與周恩來等建立了旅法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和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共青團組織的前身),是我們黨早期的領導人之一。在大革命時期,他參與領導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并取得勝利。1927年7月19日,趙世炎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被殺害了,當時他擔任中共中央委員、江蘇省委代理書記。

李鵬的三姨趙世蘭,是黨內幾位比較有名望的老大姐之一。因為年齡較長,一些老同志如鄧穎超、蔡暢、劉亞雄等都稱她為“大姐”。

她1919年隨全家從酉陽遷往北京,后來上了北京女師大,1925年參加反對校長趙蔭榆的斗爭。

三姨是中共五大和八大的代表、全國婦聯常委。新中國成立以后,她在燃料工業部擔任人事司司長。后來,燃料工業部一分為三,成立了煤炭工業部、電力工業部和石油工業部。三姨擔任煤炭部機關黨委書記。

三姨為人正直,剛正不阿,她在煤炭部干部中,包括在知識分子中,享有較高的威信。可她也成為造反派斗爭的對象。

1969年1月8日,趙世蘭含冤去世,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平反。

李鵬同志逝世。他曾這樣記錄自己這一生

李鵬的五舅趙世炎和三姨趙世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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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周伯伯養子”

特殊的家庭環境,讓李鵬自小就與毛澤東、周恩來、鄧穎超、陳云等革命先輩有過不少接觸。

李鵬第一次與周恩來見面,是在1940年秋。當時,正在育才學校學習的他接到準備去延安的通知,便和母親趕往重慶,來到位于曾家巖50號的周公館。和別的烈士子女一樣,他親切地稱呼周恩來夫婦“周伯伯”和“鄧媽媽”。

周伯伯看到我非常高興,對鄧媽媽說:這孩子都長這么大了,越長越像碩勛了。鄧媽媽說:我看更像君陶。大家哈哈大笑。

有一天,周伯伯問我:你在育才學校學習什么功課?我說在社會科學組。他聽了以后,從桌子上隨便拿了一張《新華日報》,叫我把社論念一遍。我很流利地念了一遍。他說:你能不能把這篇社論的要點給我講一講?我當即根據自己的歸納講了幾點意見,都是比較中肯的。他聽后對我大為稱贊。于是這件事情在曾家巖傳開了,說育才學校有一個小孩,小小年紀就能背馬列主義。這當然是誤傳。

到延安后,李鵬和周恩來、鄧穎超有了更多的接觸。有兩件事,周恩來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件事,有一次我到周恩來家。我看到有一本西班牙名著《唐吉訶德》,就拿起來看了一下,然后又把它放在書架上了。不料第二次見到周恩來時,他問我:那本書你是不是拿走了?我說:沒有,我沒有拿。他看我委屈的樣子,也就不再說什么了。過了一段時間,我又一次去周恩來家。他告訴我:那本書找到了,委屈你了。停了停,他又說:但是我還是要批評你,你沒有把書放回原來的位置,以致我一時找不到。這件事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周恩來做事是那樣的嚴謹,那樣的有秩序,他這種一絲不茍的作風影響了我的一生。

第二件事,我以后再去周恩來那里,總是看見他在接待來訪的客人,好像是外調人員。那個時候延安的審干運動還沒有結束,周恩來對黨內的情況非常熟悉,許多同志都和他共過事或者有過接觸。這些同志是被懷疑的對象,正在接受審查。我看見他每次接待來訪的同志,總是那樣熱情,先請他們坐下來,認真聽取他們提出來的問題,并用他那受過傷不能伸直的右臂認真地做記錄,然后盡他所知,向來訪者或來外調的人說明情況。他這種認真負責、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工作作風,對解放許多被懷疑的對象和平反許多冤假錯案起到了積極作用。

也許是因為交往密切,外界一度盛傳,說李鵬是周恩來和鄧穎超的養子。對此,李鵬在回憶錄中作出了回應。

周總理、鄧媽媽與我的關系,就是老同志與烈士后代的關系。有人傳說我是周總理的養子,這是不正確的,因為周總理、鄧媽媽關心的烈士子弟,不止我一個,他們同樣關心愛護其他戰友的子女。

李鵬同志逝世。他曾這樣記錄自己這一生

鄧穎超和李鵬(后排右)在延安楊家嶺窯洞前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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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畔一見鐘情

李鵬還詳細追憶了與妻子朱琳相識相愛的點滴往事。

我和朱琳同志相識,是在松花江畔的東關賓館。1957年元旦之夜,按照慣例,吉林市政府邀請蘇聯專家、有關廠礦的負責人同吉林市委、市政府的領導舉行聯歡會。

作為豐滿發電廠的領導,李鵬參加了聯歡會,并在會上初識朱琳。那時她還叫朱霽凌,在102廠專家翻譯室工作。聯歡會開始后,首先是時任市長張文海講話,他點名要“小朱”來翻譯。

這時從第二排走出來一個姑娘,大概20多歲,穿紫紅色女式套裝,梳了兩條辮子,有一雙明亮自信的大眼睛,五官端正,舉止大方。

朱霽凌根據張文海講話的意思,把一些難懂的古語譯成比較易懂的話。坐在第一排的蘇聯老專家默契地點頭,她圓滿地把場面應付下來了。我懂俄文,又在蘇聯學習了那么久,知道她的翻譯是意譯。她的俄語發音很好,翻譯的語言也比較正確。

這位漂亮的姑娘自然引起了我的注意。當時我虛歲已經29歲了,之前,雖然有過選擇女朋友的機會,但都不太合心意,所以一直單身。那個晚上,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時候,就對她一見鐘情。

會餐時,李鵬碰巧和朱琳坐在一桌。之后的舞會上,他也始終注視著朱琳,發現她的舞姿很美、很動人。

我鼓足勇氣,走到她面前說:“可以請你跳舞嗎?”她看了看我沒說什么,只輕輕地點點頭,這樣我們跳了第一場舞。我靈機一動,用俄語與她交談,通報了姓名。

在場的還有我認識的其他舞伴,但我沒有任何興趣再和別人跳舞了,只想著怎樣才能再和朱霽凌跳一次舞。幾段音樂又過去了,她恰巧停在離我不遠的地方,我又一次勇敢地走上去說:“可以再請你跳一次舞嗎?”她看了我一下,微微點點頭,這一次似乎比上一次熱情一點了。這次跳的是華爾茲,我們配合得不錯。

第二次共舞,兩人用俄語相互介紹自己的基本情況,可話還沒說完,舞曲就結束了。退場時,李鵬趕忙跑到禮堂門口,搶在蘇聯專家前和朱琳握手告別,然后才和幾位相識的蘇聯專家告別。

以后我才聽說,她在車上和一位女翻譯說:“李鵬這個人怎么這么不禮貌,跑過來先和我握手,然后才和蘇聯專家握手。”那個女同志笑著對她說:“他對你有意思,你小心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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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為媒喜結連理

初次相遇之后,李鵬借著和一位蘇聯專家一起工作的機會,了解到朱琳已從廠部專家翻譯室調到了專家招待所,并通過這位專家與朱琳取得了聯系。

三八節前夕,這位蘇聯專家在豐滿的工作告一段落,要回吉林,我托他帶了一封信給朱霽凌。信很簡單:“祝你三八節快樂。”隨信還帶了兩件小禮物:一件是上海出品的幸福牌鋼筆,在當時算是比較好的;另一件是一個紀念章,是我在蘇聯的時候,一個朋友參加世界青年大會后送給我的。

兩三周后,這位專家告訴李鵬,雖然朱琳沒有答復,但她收下了禮物。李鵬高興極了,決定主動去看望朱琳。

一天傍晚,我坐吉普車到吉林市的江北專家招待所去看望朱霽凌。見到她時,專家招待所的干部都下班了。朱霽凌的辦公室不大,但布置得整潔、樸素、大方。她招待我坐下,問我吃飯沒有,我說還沒有。她說:“今天我值班,我讓餐廳把飯送過來。”匆匆吃完了飯,我們面對面坐下來,彼此介紹自己的情況。

通過這次見面,我們確定了可以做朋友,而且彼此都萌發了愛慕之情。我對她的第一感覺很好,看她介紹自己的舉止言談,都是很得體的。特別是招待我吃飯的時候,她坐在一旁看著,自己不參與,而是讓餐廳的工作人員接待,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不久,兩人又有了一次相處的機會。國家156個重點項目之一的吉林102廠竣工,中央派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帶領代表團參加竣工典禮。薄一波點名讓李鵬陪同參觀,朱琳也跟隨代表團參加了慶祝活動。

那天下午她來找我。我當時已經從最初住的那家臨街的招待所搬到豐滿招待所了。我帶她到我住的房間交談,這次交談講得更深入一些了。

朱霽凌詳細地介紹了她的家庭情況后,我也把我的家庭情況詳細地對她講了。通過這次談話,我們基本上把戀愛關系確定下來了。我提出來,是不是到我母親的家里和我母親認識一下。于是,1958年春節的時候,我和她一起到北京和我母親見面。母親見到朱霽凌后非常滿意,對她很疼愛。

這次見面后,李鵬獨自回豐滿工作,留下朱琳在他母親身邊住了一個多月。她們常常同床長談,趙君陶經常給朱琳講革命故事和政治時局。1958年7月10日上午,李鵬和朱琳登記結婚。

李鵬同志逝世。他曾這樣記錄自己這一生

1958年7月10日,李鵬和朱琳在北京結婚。

晚飯時由我母親出面,在北海公園仿膳飯店包了兩桌酒席,主要邀請趙家在京的親友參加。我記得參加的人除了我的母親和妹妹李瓊外,還有我的三姨趙世蘭,和我母親一起從事地下工作的戰友李沐英,我的三舅趙世炯和三舅母,表哥趙石英夫婦,還有我的五舅母夏之栩,她是我五舅趙世炎烈士的妻子。趙世炎之子趙施格和甲媛夫婦也參加了。大家坐了兩桌,都對我們表示親切祝賀。

我們結婚以后,兩人的感情非常好。我到外地出差時,幾乎每隔兩三天都要給她寫一封信,告訴她我到達地區的情況、風土人情以及風景名勝。她也經常給我回信,只要我預定某一天到達哪個城市,她就提前把信寫好寄出,保證我到了目的地可以按時收到。那個時期,我們之間的兩地通信有好幾十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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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李小鵬遇到意外

朱琳與李鵬共育有2子1女。其中,長子李小鵬繼承父親衣缽,學習電力專業,現任交通運輸部部長。

李鵬同志逝世。他曾這樣記錄自己這一生

1984年10月2日,李鵬在北京百萬莊與岳父朱己訓(前排中)及全家人合影。前排右一為朱琳;后排左起依次為 :李小鵬、李小琳、李小勇。

書中,李鵬回憶了長子出生時的詳情——

1959年初,朱琳出現了嚴重的孕期反應,反復嘔吐,連飯菜味都不能聞。起初我們還不能確定,到醫院檢查后才證實是懷孕了。消息傳到北京我母親那里,她高興得不得了。因為她盼望已久的孫子就要出生了。

1959年的5月,在母親的不斷催促下,我把朱琳送到北京,住在我母親那里待產。我母親對她千方百計地加以呵護,使她的身心十分愉快和健康。

但是意外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在1959年5月末的一天,朱琳陪母親坐5路公交汽車到我的五舅母夏之栩家探望。在車上朱琳和母親互相謙讓座位時,公交汽車突然急剎車,朱琳向前一沖,一下子蹲下來,結果發現出血了。母親就急忙叫車把朱琳送到協和醫院保胎。一周后,母親又帶朱琳到協和醫院。大夫聽朱琳主訴后,經過檢查,發現情況嚴重,就讓朱琳立即住進危重病房。大夫責怪母親疏忽,嚴肅地對母親說:“孕婦的羊水破了,大人和孩子都有危險,必須臥床休息!”朱琳一進協和醫院婦科就單間隔離,不許下床,鞋子收走。

過了兩天,還是沒有什么消息。母親非常著急,就給鄧穎超同志打電話求助。鄧穎超同志馬上聯系中國當時最著名的婦產科專家林巧稚大夫前往協和醫院婦產科會診。當天,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診斷,她(指林巧稚,編者注)瞞著朱琳問母親:“孕婦的情況很不好,羊水破了,你是保大人還是保小孩?”母親想都沒想說道:“大人也要,孩子也要。”面對母親這樣急迫而懇切的態度,林巧稚大夫說:“那好,我盡力而為吧。”

又過了兩天,朱琳的情況終于穩定下來。6月7日星期天,我母親一早就在產房待等室門口,靜靜地祝福,我的大兒子小鵬出生了,剛生下來時不到5斤重,剛開始準備放到保溫箱,醫生看到嬰兒的身體狀況還可以,就沒進保溫箱。朱琳和小鵬在醫院住了一段時間,母親每天都要從十幾里外的北京化工學院趕到協和醫院看望照顧。經過醫院觀察情況基本正常以后,朱琳和兒子就出院回到了我母親的住處——帽兒胡同。

當時在豐滿的李鵬聽到消息后,既為兒子出生感到高興,又擔心朱琳的健康,只能通過長途電話詢問他們母子的情況。1959年11月,朱琳帶兒子回到豐滿,李鵬到車站迎接他們。看到李小鵬白白胖胖的,他高興極了。

我在豐滿一直住在招待所,房間雖然很大,但只有一個房間,保姆帶著孩子和我們住在一起很不方便。于是我想了一個笨辦法,用三個柜子把房間隔開,留出一個通道出入。但這個做法也是自欺欺人,小鵬晚上哭鬧的時候,我們也會被吵醒。過了一段時間,招待所騰出一個小房間,保姆就帶著小鵬住了進去。

我們在生活中還要克服不少困難,比如招待所沒有燒飯的地方。好在可以訂到牛奶,開水也是有的,母乳不夠,我們就用開水把牛奶煨熱再喂給小鵬吃。招待所沒有浴室,給小鵬洗澡成了難題。我們就買了一個大瓦盆給小鵬洗澡。小鵬的吃住和洗澡問題解決了,但我和朱琳的吃飯問題也遇到困難。我們白天上班,早飯和午飯可以在單位的食堂吃,晚上只好帶點飯回來,用酒精爐熱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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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琳出生在兒童節

李鵬唯一的女兒李小琳出生于1961年,曾就讀于清華大學電力系統及自動化專業,曾任中國大唐集團公司副總經理、黨組成員,現任一帶一路總商會名譽主席、絲路規劃研究中心常務副理事長。

朱琳懷上這個女兒后,李鵬任東北電業管理局副總工程師兼調度局局長。一家人住在東北電管局的職工宿舍里。房子是一套二居室,使用面積34平方米,很新,還鋪了木地板。李鵬夫婦終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心里很滿足。

1961年,小琳快要出生的時候,我們把小鵬送到了北京他奶奶那里撫養。臨行前,朱琳專門為小鵬做了三鮮餡的餛飩。我們看著小鵬津津有味地吃著,吃完一碗又要一碗。想著兒子就要去北京了,朱琳心里有些酸楚。

1961年6月1日,是國際兒童節。我一直守候在產房的過道里,焦急地等待孩子的出生。到了中午12點鐘左右,我聽到產房里面傳出了嬰兒啼哭的聲音。我看到母女平安,心里才踏實下來,就急忙趕去參加東北電管局召開的生產調度會議了。

李小琳出世后,李鵬和朱琳就不直接喊對方名字。李鵬稱朱琳為“大琳”,和女兒李小琳區分開,朱琳叫李鵬“大鵬”,和兒子李小鵬區分開。這個稱呼一直延續到今天。

小琳出生以后,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多樂趣,但由于當時是三年困難時期最嚴重的時候,也給我們的家庭增加了不小的負擔。因為母乳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長,所以大琳一直堅持自己喂奶,小琳吃了一年多的母乳。當時,大琳本身營養不良,又給小琳喂奶,影響了產后恢復身體。

那時大家生活都很困難,我作為高級技術人員,國家給了一些優待,所以生活條件比一般工人要好一些。小琳出生后,營養品的需求量增加了,食品需求也增加了,我就騎著自行車到郊區的市場上買了一些蔬菜、雞蛋、小米等副食品,給大琳補充營養。后來經過局里批準,訂了一瓶牛奶,晚上給小琳喝。

李鵬同志逝世。他曾這樣記錄自己這一生

從左至右依次是李鵬大兒子李小鵬、女兒李小琳、小兒子李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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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猶豫要不要生李小勇

李鵬幼子李小勇,出生于1963年。他的到來,對李鵬夫婦來說,算是一個意外。

當時我們已經有了兩個孩子,大琳的身體也剛好,我們就猶豫是不是要這個孩子。后來,大琳到鐵路醫院做婦科檢查,婦科的巴主任檢查完說:“根據我的長期臨床經驗,你懷的這個孩子可能是男孩。另外,依我的經驗,月子里得的病要月子里養,婦女在月子里得的病,在下一個月子里就能治好。”這樣,我們就決定要第三個孩子。如今,小兒子李小勇一聽我們講這段歷史就非常“生氣”,說:“誰說的要消滅老三?”

大琳那次懷孕肚子特別大,大夫檢查發現好像有兩個胎心在跳,可能是雙胞胎。我們為了提前準備好孩子出生穿的衣服和用具,決定到醫院做X光檢查,以確定究竟是不是雙胞胎。那天晴空萬里,我陪大琳到醫院照X光,結果儀器顯示只有一個胎兒,不是雙胞胎。

1963年9月6日,我們的第三個孩子在沈陽鐵路醫院誕生了,正如醫生預測的,果然是個男孩,出生的時候重達8斤,又白又胖,十分可愛。開始我們打算給他起名叫小陶。我的父親在八一南昌起義的時候化名李陶,我的母親叫趙君陶,所以想用這個“陶”字給孩子起名。后來征求我母親的意見時,她不同意,認為這個字犯上了。她說:這個孩子長大以后應該繼承他爺爺的事業,做一個軍人,就叫李小勇吧。說來也巧,1979年,李小勇果然參了軍,當了一名小戰士,在部隊受到了鍛煉。

有了三個子女,這個小家庭很溫馨。2008年7月10日,為紀念結婚50周年,李鵬和朱琳在北京的住處舉行了小小的慶祝活動。

50年說來話長,我們經過了很多的風風雨雨,可以說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彼此激勵,相互幫助。50年來,我們的感情一直非常好,不少人,包括我的同事和外國友人,都稱贊我們兩個人為模范夫妻。能夠找到這樣的終身伴侶,我感到非常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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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鵬、朱琳和他們的三個兒女。

編輯:江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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